推荐配资股票对越反击战的损失大吗？看看牺牲的名将后代便知一二

“1979年2月15日晚上九点推荐配资股票，昆明军区作战室灯火通明——’爸，我申请随部队南下。’罗粤宁把请战书递到父亲罗荣面前，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。”两天后，这位副连长跟随部队跨过友谊关，迈进战火弥漫的土地，也由此打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最沉重的一页：损失究竟有多大，要从那些将门子弟的鲜血里才能读出分量。

冲锋号从1979年2月17日响起，3月16日逐步停火，战线不过一个月，战场却遍布广西、云南边境的山峦、河谷、密林、村镇。官方公布双方投入兵力均在二三十万量级，中国军方的牺牲数字定格在六千余名官兵，其中不乏响亮的姓氏——张、罗、耿、刘、江……这些名字在军史档案里一查就能对应到“某军副司令”“某师师长”。将星熠熠，一夜之间黯淡，带来的不是传奇，而是无法估量的空缺。

战争开始前，南线兵力存在缺口。因为要压制苏军远东集团军的威胁，大批主力依旧驻守东北、华北，越南方向只能临时抽调驻粤、滇部队加一批刚下连的新兵，总数超过十一万。其中不少新兵只有两三个月训练，枪法还算扎实，战术动作却显生涩。就在这支略显单薄的队伍里，名将子弟们成了天然的“主心骨”，他们既有家风传承的血勇，也懂部队制度、人情世故，关键时刻说一句“跟我上”比任何动员令都管用。

张力的故事常被老兵们提起。2月27日凌晨，他随侦察连穿插至267高地。山路陡、灌木高，外军火力点分布密集。为了给主力引导炮火，他匍匐在雨后潮湿的岩石缝间标定坐标，身旁火舌翻卷。子弹击穿头盔的那一刻，他没吭声，记录板却被鲜血染红。战后统计，这场穿插共牵制敌军火力阵地四处，为后续主攻赢得十余分钟窗口。张力牺牲的消息送到54军160师师部时，父亲张志信正研究地图，他只是沉默地摘下老花镜：“有战争就有伤亡，儿子算是尽了本分。”这样一句话，冷冰冰，却抵得上千言万语。

耿进福的两个儿子耿军、耿晓康同样令人唏嘘。大儿子是班长，小儿子刚满十八岁就嚷着要“穿父亲的军装”。出征前夜，耿进福把两个儿子叫到院子里，没有说“别冲锋”，只交代：“活着回来是福气，倒下也要面向敌人。”2月下旬，耿军在支援高平方向作战时中弹身亡；3月初，耿晓康在扫荡残敌时阵亡，遗书只有一句话：“爸妈别难过，弟弟顶上。”一户人家，三面军旗，两个血染勋章，把战争的代价写得刺眼。

提到刘家，老滇南兵总要抿口烟再开口。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刘斌戎马一生，家风俭朴。老大刘光入伍不到两个月，就在排雷中踩响防步兵雷。战友回忆，“响声压住了整条山谷的虫鸣”。刘明接过哥哥的钢盔，拼命申请留在前线，理由是“刘家不能让别人替咱流血”。几次突击他都冲在最前面，先后两次二等功。3月上旬，刘明被炮弹震飞出掩体，临终喊的是“快推上去”。此后，刘斌的妻子、女儿、女婿纷纷递交请战书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只回一句：“家国不能分账。”一场局部战争，却把一个家族连根带叶推向生死关口，沉痛可想而知。

外界常用“有限战争”评价这次行动，军事层面目标确实有限：惩戒越军、支援柬埔寨、拆穿苏越同盟的强硬面孔。然而战略收益并不等于零成本，一位战史专家后来测算，仅干部阵亡所造成的培养、补充、磨合费用就高达数亿元人民币，更别提那些本可成长为军队中坚的“将二代”。他们拥有更高的起点，家学渊源，若能活下来，几年或十几年后，正是我军推进机械化、信息化改革的骨干。每一颗过早凋零的“芽”，都让后续用人出现空档，而这种隐形损失，很难用账面数字呈现。

有人疑惑：“高层为何允许这些将门后代冲锋？”答案并不复杂。其一，建军传统讲究党指挥枪、官兵平等，作战面前没有特权；其二，1970年代末的军队风气崇尚血性，指挥员子弟若躲在后方，难服众；其三，越南地形复杂，熟练的班排骨干稀缺，培养时间短的普通新兵难以迅速独当一面，将门子弟往往赛过同龄人，对基层作战要求领悟更快。综合权衡，只能让他们站在最危险的第一排。有人称之为悲壮，也有人称之为必然。

行文至此，再回看战争终局：越南常规军被迫南撤，新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空间被打开，苏联不得不顾虑两线作战风险而收缩兵力。可必须承认，每一次外交、战略的斡旋背后，都压着名单——六千多名烈士，平均年龄二十三岁。张力、罗粤宁、耿晓康、刘光、刘明……这些名字串起来，像一条长长的血线，从万里之外的东北冰封边境，一直延伸到滇桂深山。血线擦亮胜利，也昭示代价。

有意思的是，时间越远，尘埃越落定，越能看出这些牺牲的连锁效应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军开始裁减百万大裁军，部队结构向高技术含量倾斜。若当年那些“将二代”健在，凭借家世和战场历练，对新军事思想的吸收速度与执行力或许更胜一筹。遗憾的是，他们的生命永远停在29天的战火里。损失难以量化，却真实存在。